Mining.com网站刊文认为，欧洲急于获得关键原材料供应，但是既缺少资源，也缺少矿石加工能力，更缺少投资贸易杠杆，其结果是屡受挫折。
欧洲面临的关键矿产瓶颈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战略性选择。欧洲有工具，但是并没有采用。
欧洲每年研发投入达到3800亿欧元。有充分证据表明，其研发投资回报率高达1100%。
欧洲有世界一流大学、研究机构、工程师和科学家，当然拥有竞争所需的智力资本。然而，尽管如此，欧洲一再发现自己只是在应对技术和产业的发展而不是去重塑它们。
问题是为什么？
答案之一是在于欧洲如何选择为创新融资。过去20年，欧洲的研究资金越来越趋向于以任务为导向，将资金直接限定在预设的气候行动、能源效率、数字化转型、循环经济计划以及其他具有战略意义的目标。
当然，这本身没错，而且在许多方面也非常成功。但以任务为导向的资助擅长解决公认的问题。但是，真正的革命性创新往往从尚未认识到的问题中产生（这就是新颖性）。欧洲迫使创新安全地保持在首选的主题范围内，难以适应不可预测的、拿来即用的实验，而真正的创新正是从此类实验中产生的。
以钠离子电池的发展为例，这种技术作为摆脱锂限制的一种途径，吸引了业内广泛关注。试想，20年前就提出了一项重大的钠离子电池计划，当时钠离子已经成为储能的主要途径。许多评估人员自然会怀疑这是锂的“劣质替代品”。
从当时的角度看，这种怀疑是完全合理的。问题在于，创新并没有按照今天的假想发展。当地缘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供应链过度集中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时，曾经看起来多余或商业上无关紧要的技术突然变成战略必备品。
效率与可选性
欧洲的照本宣科和更开放的方法之间的这种结构性差距在全球专利和研发数据中暴露无疑（图1）。这些数字暴露了选择效率而非可选性的账面成本。
在大约5000亿美元的同等研发支出下，中国产生了近180万件专利申请，这意味着每10亿美元的研发投资就可产生3500多项专利，较美欧总和还高出2.5倍。
当然，批评者可能会认为如此庞大的专利量存在质量不高、审查不严的问题。与任何研究人员交谈，他们都会提到垃圾邮件夹中有大量的期刊邀请和大规模生产的论文，以此作为“量优先”的证据。
这不足为奇，并认为专利没有什么不同。但如果仅仅认为“量大质劣”，那将犯代价高昂的战略错误。从产业战略看，这个指标告诉我们一个完全不同的事实，这就是每个纳税人为选择权支付的账面成本。
对于中国来说，大量的专利技术确保当全球发生重大变化时能够掌握成功的关键。相比之下，欧洲通过以任务为导向的研发可能避免一些投机性的浪费，但是却失掉了能够适应未来意外瓶颈的冗余。
控制的现实性
关键原材料也许是一个例证。二十年前，石墨加工、稀土分离、锂精炼和电池前体供应链在欧洲主流政策讨论中几乎没有提及。如今，它们已经成为工业战略、国防规划和地缘政治竞争的绝对核心。
欧洲基本上没有在这些领域进行投资。虽然在使用关键原材料技术方面有所创新，但在控制这些关键原材料方面无所作为。
控制供应链不是说发现了某种新金属，而是对资本密集型工程的投资，如选冶、精炼、分离和回收。这些活动通常不在“突破性创新”的范围，但创新本身是一个随着需要而变化的动态概念。
底线
这给欧洲政策制定者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是否过于关注资助今天看似创新的东西，而忽视了明天可能具有战略决定性的基础能力？
欧洲并不缺乏人才、科学成就或资本。它对创新本身的定义越来越窄。
在任何能够产生巨额回报的经济活动中，真正的赢家不一定是那些最能解决当下问题的人，而且那些能够不循规蹈矩多方押注并抓住未来机会的人。
